（汉）蔡邕著，邓安生校注：《蔡邕集编年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一 访问桥玄庙
桥玄（110-184）字公祖，梁国睢阳（今河南商丘）人。和很多东汉高级官僚一样，桥玄一生走了举孝廉、除郎中、出历地方、再入朝的上升路径。他仕宦经历中有两个比较特殊的节点，一是桓帝永兴元年（153），车师后部王阿罗多入叛，桥玄拜凉州刺史，前往镇御[12]；二是桓帝末年鲜卑、南匈奴及高句骊嗣子伯入叛，桥玄拜度辽将军，假黄钺，再往靖边。灵帝建宁三年（170）以后，桥玄连拜司空、司徒、太尉。建宁六年卒，年七十五[13]。
桥玄晚年地位崇高，无疑会拥有高等级墓葬。又由于与曹操的特殊因缘，曹操、曹丕都曾向桥玄庙致祭[14]，桥玄的墓园在曹魏时期也应该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过了两个多世纪，到郦道元的时代，桥玄庙的建筑已经残破，刻有蔡邕撰铭的石钺也不知所踪。《水经注·睢水》详细描述了桥玄庙此时的状况：
（睢阳）城北五六里，便得汉太尉桥玄墓，冢东有庙，即曹氏孟德亲酹处。……冢列数碑：
（A）一是汉朝群儒，英才哲士，感桥氏德行之美，乃共刊石立碑，以示后世。（B）一碑是故吏司徒博陵崔烈、廷尉河南吴整等，以为至德在己，扬之由人，苟不皦述，夫何考焉？乃共勒嘉石，昭明芳烈。
（C1）一碑是陇西枹罕北次陌砀守长骘为、左尉汉阳豲道赵冯孝高，以桥公尝牧凉州，感三纲之义，慕将顺之节，以为公之勋美，宜宣旧邦，乃树碑颂，以昭令德。光和七年，主记掾李友字仲僚作碑文；
（C2）碑阴有《右鼎文》，建宁三年拜司空。又有《中鼎文》，建宁四年拜司徒。又有《左鼎文》，光和元年拜太尉。鼎铭文曰：故臣门人，相与述公之行，咨度体则，文德铭于三鼎，武功勒于征钺，书于碑阴，以昭光懿。又有《钺文》称，是用镂石假象，作兹征钺军鼓，陈之于东阶，亦以昭公之文武之勋焉。（按熊会贞谓此段有衍倒，当校正为“碑阴是故臣门人相与述公之行，咨度体则，文德铭于三鼎，武功勒于征钺，书于碑阴，以昭光懿。有《右鼎文》，建宁三年拜司空，又有《中鼎文》，建宁四年拜司徒，又有《左鼎文》，光和元年拜太尉。又有《钺文》称，是用镂石假象，作兹征钺军鼓，陈之于东阶，亦以昭公之文武之勋焉。”可从。）
庙南列二石柱，柱东有二石羊，羊北有二石虎，庙前东北有（按，《注疏》此处理校增“二”字。）石驼，驼西北有二石马，皆高大，亦不甚彫毁。惟庙颓构，粗传遗墉，石鼓仍存，钺今不知所在。[15]
“庙南列二柱，柱东有二石羊，羊北有二石虎，庙前东北有石驼，驼西北有二石马。”属于典型的无固定视点、移步换景式的书写，故行文顺序即郦道元的访问顺序，而这条线路共经过三块碑，为讨论方便，文中标注为ABC（C碑阳为C1，阴为C2）。程章灿师已指出，A撰者不详，BC即蔡邕集中的《太尉桥公碑》和《故太尉桥公庙碑》[16]。既然ABC出現的順序是訪問順序，而B是墓碑，C是庙碑，那么进入视线的第一块碑A，
虽然全文不存，也可以判断是墓碑。
图1 桥玄墓区示意图
这样看来，桥玄只有一块庙碑即C。不过，C与蔡邕《故太尉桥公庙碑》相合的只有C2部分，至于C1则一字不见于蔡文，而且，《水经注》也明确C1的作者是李友，不是蔡邕。从《水经注》的记述还能看出，C1的主要内容当是桥玄在凉州牧任上镇抚羌胡的事迹，凉州故吏把这些“勋美”带到桥玄所安葬的故里睢阳，是所谓宣于“旧邦”。碑文的重点只是桥玄平生的一个片段，从这样的内容和立碑方身份，也可以推知C1不足以独自承担庙碑的任务。
真正意义上的庙碑是碑阴C2，也就是蔡邕的《故太尉桥公庙碑》。此文开篇云“光光列考”，后文又云“三孤、故臣、门人，相与述公言行，咨度礼制……”可知立碑人是桥玄之子[17]。玄子没有自备石材，而是利用了C1的碑阴，也可能这块石材本是桥家的而临时让给了不期而至的凉州碑，也可能这种处理与碑文内容有关（详下）。总之，碑文和它的物质形态在这里发生了分离：我们可以说桥玄庙有一碑，也可以说有两碑。
二 倒置的祠庙碑
《故太尉桥公庙碑》是一方在各方面都有些倒置的碑：在物质形态上，它是“碑阴碑”，在内容上，它的行文顺序是先铭后传。铭传之间，夹着这样一段文字：
公讳玄，字公祖。少辟孝廉，辟司徒、大将军府。为侍御史。牧一州。典五郡。出将边营。入掌机密。历三卿。同三司。享年七十五。光和七年夏五月甲寅，以太中大夫薨于京师。朝廷所以吊赠，如前傅之仪。九月乙酉，葬于某所。三孤、故臣、门人，相与述公言行，咨度礼制：文德铭于三鼎，武功勒于钲钺。官簿第次，事之实录，书于碑阴。俾尔昆裔，永有仰于碑阴云。
由于无法接受铭传的颠倒，一些校勘者干脆将碑文顺序做了调整[18]。而夹在铭、传之间的文字，尤其是“书于碑阴”这句，又让一些校勘者误认为下文的传才是碑阴[19]。换言之，如果把《故太尉桥公庙碑》的内容标注成：
a（铭）
b（公讳玄……永有仰于碑阴云）
c（传）
则可以避免校勘者费解与误解的“合理”文序应该是bca。
错乱不止于此，《水经注》所录的C2，比集本的《故太尉桥公庙碑》多了三鼎文和黄钺文。郦道元肯定不会误将在鼎、钺上读到的铭文记成了庙碑文，因为他说过，“钺今不知所在。”
卢文弨撰《钟山札记》卷一“蔡中郎集”条，中华书局，2010年
既然如此，《黄钺铭》就只能是刻在碑上的。换言之，要么是铭文在器物和庙碑上各刻了一份，要么就是根本没有器物，三鼎钲钺石鼓并其铭文都是刻在碑上的，类似于画像石及榜题。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郦道元看到的石鼓很可能只是石像群中某个雕刻的残块，比如路线中本该有而少了的那只石驼。
在三鼎铭中，叙事时间线最晚的《西鼎铭》末句云“于时侍从陛阶，与闻公之昌言者，莫不惕厉，如履薄冰。既乃碑表百代。”这句话似乎未完，可能后有脱文，但毕竟提到了“碑表百代”，似是说该铭刻在碑上。《黄钺铭》则说“是用镂石，作兹钲钺军鼓，陈之东阶，以昭公文武之勋焉。”镂、镂石，亦常指铭刻言，如“碑阴题宣城公李孝伯、尚书卢遐等从臣姓名，若新镂焉。”“听笳龙庭，镂石燕然。”“虽景钟良史，有功必书；刻板镂石，宜兼不朽。”[20]而像、铭兼备的碑刻形态，可参《隶续》收录的《广汉属国造桥碑》。洪适云：
右《广汉属国造桥碑》。有二人坐于上，若宾主之容，盖辛、李二君也。中有一器。其后各有使令者一人。上有题字，已磨灭，所余“府卿明府”四字。画像之下，横刻二君官氏，凡二十六字。其下有文十七行，行三十七字。
图2 《隶续》卷五《广汉属国造桥碑》[21]
《广汉属国造桥碑》的版面设计比较复杂，除了图像外，文字还有横刻、竖刻两种情况。这实际上是因为碑面版块较多，故用文字的横竖防止版块混淆。与此类似，如果加入鼎、钺图铭，C2的内容包括：
a（铭）
b（公讳玄……永有仰于碑阴云）
c（传）
d（鼎钺图铭）
它的版面设计必定也是十分复杂的。尤其此碑不仅兼备图文，文字和图像的体量也相当大，甚至有可能会征用到碑侧。总之，abcd应该是以独立板块的形式安排在碑面的。
宋人收集和著录石刻拓本，由于碑阳碑阴分纸拓取，有时会出现忘掉碑阴对应着哪块碑阳的问题。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出现了好几张找不到碑阳的碑阴，如：
右汉碑阴题名，不知为何人碑？余家集录古文既多，或失其所得之自。
又《后汉杨君碑阴题名》：
杨氏墓在阌乡，有碑数片，皆汉世所立。余家《集录》得其四：震及沛相、繁阳、高阳令碑，并得碑阴题名，然得时参错，不知为何碑之阴也。[22]
兼具图、文的石刻，也会发生由于图文分别拓取而在流传中弄错图文关联信息的情况。比较著名的例子是《西狭颂》和《五瑞图》，赵明诚《金石录》误将前者当作碑阳，后者当作碑阴[23]，实则这是一面摩崖石刻，《西狭颂》与《五瑞图》是同一平面上的不同板块而已。回到C2，如果拓片制作者分别拓取4个板块的内容，那么在流传的过程中，板块顺序同样很容易被弄错，进而导致最终进入蔡邕集的《故太尉桥公庙碑》文序错乱。
三 碑阴的自觉
尽管C1和C2只是共用一石的两篇独立碑文，蔡邕对自己创作的是一篇“碑阴文”仍有明确自觉：“书于碑阴。”“俾尔昆裔，永有仰于碑阴云。”如果在动笔之前，作者已经知道碑文将被刻在碑阴，这会对创作有什么影响吗？或者说，“碑阴”意味着什么？事实上，C2可能是现知“碑阴”一词的最早出处，这是第一份“谈论”碑阴的文献。
碑刻最本质的功能是展示。简帛和纸张都只能实现一对一的展示，即一人持一卷而已，而碑刻使一对多的展示成为可能。同时，阅读简纸时人的姿态都是俯视的，但高大的碑石带来了仰观这种全然不同的阅读体验。通过仰观，石刻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镇压感，因此也适合去承载那些需要这种效果加持的文献，比如太尉桥玄一生的功业。但是，碑阴是参观者不能第一眼看到的那一面，是有可能被访问者、抄录者包括后来的拓工忽视掉的一面，它的展示性因此被削弱了。出于展示预期的降低，碑阴往往是没有碑额的[24]。但是，桥玄庙中的C2却是有额的碑阴：蔡集中《故太尉桥公庙碑》的文题就是C2的碑额，因为碑文中并没有任何信息表明这块碑是祠庙碑，文集编辑者无法制出这样的题目。碑额，以及“俾尔昆裔，永有仰于碑阴云”，颇像作者的呼告，希望后世前来祭祀的桥氏子孙走到碑的这一面来。
就蔡邕显然在意的展示性而言，碑阴是有很大缺憾；但相对于获得优先展示权的核心碑文，被放置在碑阴的内容反而可以更加多样化。除了最常见的门生故吏题名，汉碑碑阴还可以是碑阳的关联性文件（如《史晨后碑》）、谱牒（如《孙叔敖碑阴》）或者各种图像（如《柳敏碑阴》，见图3）。在C2上有碑文、鼎图三、钺图、鼎铭三、钺铭，这样丰富的内容是符合碑阴的多样化特征的。
图3 《隶续》中柳敏碑阴的六玉图
图4 西晋当利里社碑碑阴，仍然体现了汉碑碑阴的多样化风格
内容的多样化又使碑阴的排版往往比较灵活。常见的门生故吏题名一般采用分栏方式排版，这是对名簿类简牍排版方式的直接仿效（图4.1，图4.2）。分栏就是一种版面分割，特别像《仓颉庙碑》《曹全碑》碑阴那种比较“灵动”的分栏，更能体现这种分割的意味。如果碑阴除题名外还有其他内容，那么版面就会再分割，如《北海相景君碑阴》。如果文图混排，花样就会更多，如前述《广汉属国造桥碑》。总之，面对碑阴，作者和设计者似乎更勇于发挥个性。
图4.1 鲁峻碑阴 熹平二年（173）济宁市博物馆藏
图4.2 左：堂邑令刘君衣物名 青岛土山屯西汉墓出土
右：南郡免老簿 荆州纪南镇松柏1号墓出土
除了排版以外，碑文的具体内容可能也会受到“碑阴意识”的影响。桥玄曾弹劾太中大夫盖升，结果因为灵帝包庇，盖升反而迁升侍中。这是桥玄晚年遭遇的一次重大政治挫折，盖升拜侍中后，桥玄托病辞职反抗[25]。但此事在蔡邕撰写的《太尉桥玄碑》即B碑碑阳上，被处理得非常不露痕迹：
后拜太尉。久病自替。复为少府、太中大夫。[26]
然而同出于蔡邕之手、刻在C2的事件版本就极尽详备，言语间还明显带有情绪：
时河间相盖升，以朝廷在藩国时邻近旧恩，历南阳太守、太中大夫。在郡受取数亿以上，创毒深刻。公表升贪放狼籍，不顾天纲，损辱国家，为上招怨，当肆市朝，以谢兆民。幸遇赎令，罪除恶在，可免升官，禁锢终身，没入财赂非法之物，以充帑藏，惩戒群下。连表上不纳，而升迁为侍中。公称病辞，徙拜光禄大夫。复拜太尉，如前逊位。复拜少府，病不就职。[27]
桥、盖矛盾激化后，蔡邕曾找机会劝灵帝黜免盖升、信用桥玄，结果谈话被宦官泄露，蔡邕自己也卷入冲突[28]。桥玄碑的这个例子说明，即便作者是厉害相关方，他在事件的书写方式上仍能体现出比较大的弹性，这既与作者对碑刻委托方意志的尊重有关，也与对展示空间、展示对象的考量有关。墓碑表现出的克制和庙碑表现出的激愤，使它们一个适合放在展示力强的碑阳、一个适合放在只期待“后昆”的碑阴。
为了抵抗碑阴在展示上的不利，C2雕上了碑额，铭刻了对观众——“后昆”的寄语。但是，C2预设的读者范围又非常有限，只有桥氏后昆。然而，它又是开放的，并不排斥其他观众，所以郦道元也看到了。实际上，看得到看不到，很多时候取决于于访问者对碑刻相关信息的熟悉程度，桥氏后昆自不用说，郦道元的访碑也往往做了前期功课（参后文《张衡碑》），而普通访问者或者拓本收藏者，如编写《天下碑录》的宋人，就只见C1，不知道它的碑阴还有出于蔡邕之手的C2[29]。在将被铭刻于碑阴的暗示下，作者蔡邕可能既有意识地抵制着碑阴的隐蔽性，又有意识地利用了碑阴的隐蔽性。
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四 碑林景观
东汉人可以兼有墓碑和庙碑，墓碑和庙碑的数量并无一定之规。桥玄拥有AB两块墓碑，一是“群儒英才哲士”所立，一是位至司徒、廷尉的故吏所立。如程章灿师指出的，如果把碑视为立碑人送给墓主人的礼物，则每一块碑石都代表着墓主人的一层社会关系，多碑则呈现了他的社会关系网络[30]。众多故吏集体为府主立碑是东汉常态，但位至三公四府大将军的故吏，往往选择单立一碑，而不参与普通故吏的众筹，桥玄碑如此，像司徒许诩为胡广所立碑，大将军何进为杨赐所立碑[31]，也都属于这种情况。总的来说，逝者的现任属下和故吏，高级故吏和普通故吏，在地方工作和中央工作时的故吏，以及工作圈之外的亲友，都有可能因与墓主关系的不同和自身地位的不同而分别树碑。想拥有多碑的荣耀，丰富的履历和腾达的下属是关键。
汉人归葬和聚族葬的习惯，使家族碑刻有可能在一定空间内形成聚集。离桥玄墓不远处，即是其子桥载的墓碑，再往城东方向，是其父桥仁的祠堂[32]。除桥氏外，《水经注》中还能看到很多类似的东汉家族墓群，如汉扶乐县城外“悉诸袁旧墓，碑宇倾低，羊虎碎折”，这是中古名族陈郡袁氏的一个墓区，虽然时过境迁，建筑残破，尚存有国三老袁良、司徒袁滂、蜀郡太守袁腾、博平令袁光诸碑[33]。东汉弘农杨氏自杨震以下四世三公，《集古录跋尾》谓“杨氏世葬阌乡，墓侧皆有碑”，欧阳脩得到了其中四碑的拓本[34]，据此可以想象阌乡县杨氏家族墓园曾经的恢宏景象。一人多碑、累世聚葬，形成了东汉特有的乡里碑林景观。
家族碑刻在空间的聚集，也体现在其文本联系上。清人郭麐发现，“汉人碑文，其述先世，多不着其名。”[35]像“陈留太守之孙，光禄勋之子也”（《周勰碑》）这样只书职官的，最为常见[36]。立碑意在垂示千古，千古之下，过往行人如何知道陈留太守是谁、光禄勋是谁？这样写，可能就是因为父祖碑在近侧，作者才觉得不须重复介绍。直到东晋，孙绰《太宰郗鉴碑》迳云：“公盖黃帝之苗裔，氏族所由，皆纪于祖御史大夫之碑矣。”[37]到唐代，柳宗元《兵部郎中杨君墓碣》因死者身份等级的限制，无法使用书写面积充足的碑石，故上云“其世系则纪于大墓。”[38]凡此仍是家族碑的“互文”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五世纪以后，碑石上“祖讳某、父讳某”的写法始多，如李阐之《颜含碑》，北魏《郑羲碑》等，隋唐以下更成为定式，这应该是“世碑”在现实中和观念中都消失了的结果[39]。
郭麐撰：《金石例补》，《行素草堂金石丛书》本，清光绪吴县槐庐朱氏校刊本
通过门生故吏所立碑，后人能看到逝者的社会地位；通过子孙所立碑，后人能看到逝者的经济能力。碑是一个人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的实体化展现，而“碑林”则是家族势力的实体化展现。一块块丰碑巨石既将家族的在地势力展现给过往士人，也通过碑阴题名将家族在外尤其是在朝势力展现给乡里父老和本地官员。汉代地方官员有祭祀乡贤墓的传统[40]，因此他们本就是碑刻所预期的主要读者之一。来上冢的官员，有时还会为逝者再立新碑，如豫州颖川郡的陈寔墓本有二碑，后来桓典为豫州刺史，又为陈寔立了第三碑[41]。地方官员不仅接收石刻传达的家族势力信息，还主动丰富这一信息，并将其再次传播出去。一个家族的茔域，由此成了一种可以不断扩容的可视化政治空间。
对于世家而言，这样的政治空间至为重要，但要保证它不萎缩，就须刺激碑刻的持续生产。熹平元年重臣胡广去逝，赐冢茔于原陵[42]，原陵即光武帝陵，在洛阳城外[43]，胡广因此不能归葬故里南郡华容县。但蔡邕为胡广作4碑中，却有一方是置于华容的，《水经注·夏水》云，夏水“东过华容县南……又迳交趾太守胡宠墓北，汉太傅广身陪陵，而此墓侧有广碑，故世谓广冢，非也。其文言是蔡伯喈之辞。”[44]今检蔡集，《太傅文恭侯胡公碑》云：“四月丁酉，葬于洛阳茔。故吏济阴池喜感公之义，率慕《黄鸟》之哀，推寻《雅》意，彷徨旧土，休绩丕烈，宜宣于此。乃树石作颂，用扬德音。”[45]旧土云云，与C1“公之勋美，宜宣旧邦，乃树碑颂，以昭令德”语近，旧土殆指逝者之故里，而前文又特别说明葬于洛阳，可知这块碑就是《水经注》提到的华容碑。洛阳有胡广二墓碑，立碑人分别是在中央工作的司徒许诩和胡广掾属王允等，华容碑的立碑人则是胡广在地方工作时曾经的一位下属，但后者并不以胡广的地方政绩为重点，而是竭力铺陈他到中央后的显赫，且对胡广哀荣的叙述比洛阳碑更详尽：
天子悼惜，群后同怀。诏五官中郎将任崇奉册，赠以太傅安乐乡侯印绶。拜室家子一人郎中。赐东园秘器，赐丝帛含敛之备。中谒者董诩吊词护丧，钱布赙赐，率礼有加。赐谥曰文恭，昭显行迹。四月丁酉，葬于洛阳茔。[46]
这就很能看出乡里碑刻希望着重展示什么。胡广人葬洛阳，胡广碑却不能在华容碑林缺席，它是碑林里的一员大将，其内容足以让往来读者驻足、仰慕、震撼。
曹操禁碑以后，魏晋南朝虽然仍有树碑特例，但累世有碑几乎已不可能。不过，碑林景观难以为继，一人多碑的现象却仍然存在。《水经注》记载，魏车骑将军黄权有四碑，“其二魏明帝立，二是其子及臣吏所树者也。”[47]东晋王羲之有二碑，一为孙绰制，一为庾倪制[48]。但到萧梁，安成王萧秀死后，“当世高才游王门者，东海王僧孺、吴郡陆倕、彭城刘孝绰、河东裴子野，各制其文，欲择用之，而咸称实录，遂四碑并建。”[49]既然“欲择用之”，则多碑此时已非通例了[50]。
欧阳修撰：《集古录跋尾》卷（局部）
魏明帝为黄权立了两块碑，它们是两块内容一样的碑，还是有所不同？如果不同，是什么内容须要用两块碑来分开表述？据《水经注》记载，在桥玄墓不远处，还有晋梁王妃王粲陵，“竝列二碑，碑云：‘妃讳粲，字女仪，东莱曲城人也。齐北海府君之孙，司空东武景侯之季女，咸熙元年嫔于司马氏，泰始二年妃于国，太康五年薨，营陵于新蒙之□，太康九年立碑。’”[51]王粲有二碑，而仅有一份碑文，看来碑的“一式两份”确实是存在的。这种特殊的多碑现象，可能也始于东汉，崔瑗的《张衡碑》即其先例[52]。据《集古录跋尾》和《隶释》的著录，张衡碑“其刻石为二本，一在南阳（按，今河南南阳），一在向城。（按，今河南南阳东北）”[53]。向城县即汉晋西鄂县[54]，郦道元到过这个地方，并且见到了张衡碑，《水经注》云：
（淯水）又迳西鄂县南，水北有张平子墓。墓之东，侧坟有平子碑，文字悉是古文，篆额，是崔瑗之辞。盛弘之、郭仲产并云：“夏侯孝若为郡，薄其文，复刊碑阴为铭。”然碑阴二铭，乃是崔子玉及陈翕耳，而非孝若，悉是隶字，二首并存，尝无毁坏。又言墓次有二碑，今惟见一碑。或是余夏景驿途，疲而莫究矣。[55]
郦道元因盛弘之、郭仲产之说了解到张衡有二碑，但他不知道二碑中有一块不在西鄂县，乃至怀疑自己是因为旅途疲劳，在寻访时漏掉了。郦道元当然也没有找到传说中夏侯湛的新碑文，根据《隶释》提供的信息，夏侯文正刻在南阳碑碑侧[56]。夏侯湛其时正是南阳相，西晋南阳国治宛（今河南南阳），也即欧阳脩时代的南阳县，则恐怕夏侯湛不仅在张衡的一块碑上作了新文章，还把它移动到了郡治，导致二石自此分离。夏侯湛的做法也说明，乡里碑刻景观的消亡还有这样一种路径：碑刻被从茔域移走，作为观赏物被重新改造并放置在新的空间，或者说，它从一个政治空间转移到了一个艺术空间。
王粲陵“并列二碑”，二碑当是对置摆放，与石兽、石柱同。张衡二碑在没有移走其一前，空间排布方式当也是如此。在萧梁陵墓中，今南京栖霞区的萧宏墓和丹阳的萧顺之建陵都是双碑，其双碑也都和石柱、石兽一样，是对置在神道两侧的，那么南朝对峙神道两侧的双碑，其渊源也可以说仍在东汉。不过，南朝陵墓双碑的碑文未必是一式两份。如陶弘景墓双碑，一为萧绎撰，题“隐居先生陶弘景碑”；一为萧纶撰，题“贞白先生陶弘景碑”[57]。这样看来，前文所引的《南史》萧宏墓四碑并建事，其所谓“欲择用之”，不一定是四择一，而很可能是要四择二。
除了双碑的组合，在东晋南朝还能看到碑志组合。如温峤有碑，孙绰撰文[58]；又有墓志，2001年出土[59]。陶弘景有二碑如前述；又有志，萧纲撰[60]。梁武帝兄萧敷有碑，又有墓志，均为徐勉撰[61]。此外，又有两志的组合，梁裴子野葬，“湘东王为之墓志铭，陈于藏内。邵陵王又立墓志，堙于羡道。羡道列志，自此始焉。”[62]既云自此始，则在裴子野后当还有其例。梁武帝从弟萧昺，已知有碑一，萧绎撰文[63]；又有墓志多达四方，每志边长都在1米上下，单志约可2250字[64]，也相当于碑的文字体量了。这样的碑志组合，有一点像东汉一人多碑、碑出众手情况的再现，但墓志不像碑刻具有持久展示的能力，它更多的地依托文集流传，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也只与作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与逝者和立志方的关系反而淡化，这与立在墓所，始终围绕着逝者、服务于逝者的碑刻还是非常不同。总之，作为政治景观的茔域碑林止于东汉，东汉以后，即使是萧秀那样难得一见的特例，其能四碑并建，勉强成“林”，也只是因为四碑文辞难分高下，“咸称实录”，而不是因为逝者家属或立碑方有这样的诉求。可以想见，行人观看萧秀碑，多数人的看点是王僧孺、陆倕、刘孝绰和裴子野，而不是萧秀，这很类似夏侯湛和崔瑗竞秀的那块张衡碑。传统的政治空间在萧秀的茔域已经蜕变成了艺术空间，实际上，这也将是“碑林”未来的走势。
[美]巫鸿著；李清泉，郑岩等译：《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五 结语
汉碑的面貌，似既有规律可循，又相当灵活多变，后人每在汉碑中求“例”，正是基于汉碑的这种矛盾性格。本文想指出的是，汉碑的创造性不仅体现在碑阳，还体现在碑阴；不仅体现在单碑制作方式上，还体现在多碑组合方式，尤其是世碑式碑林的空间组合方式上。而进入禁碑时代之后，以上这些创造并未完全消失，尽管魏晋南北朝石刻为数不多，而且在碑文风格上离汉碑渐远，它们仍在上述这些方面或留有汉碑的遗意，或更有所嬗变。
汉碑的制作并没有严格的制度规定，这是它时见创意的根本原因。建安七年（202），曹操军过睢阳，致祭桥玄，我们可以想象他参观睢阳城外的家族墓石刻群，阅读碑石上的权贵题铭和政治控诉，亲自感受碑的宣示效果。三年之后，“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65]碑刻制作迎来了第一个国家制度规定。到了曹丕的时代，除了禁新碑，还有毁旧碑的行动，《水经注》载曹丕建九华台，“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66]。这可见曹氏父子对碑石的一致态度。而这也说明，“天下雕弊”并不是禁碑的真正原因[67]，国家希望对“谁可以展示、展示什么，谁可以书写、书写什么”不失控，才是根本意图。所以曹魏虽然禁碑，毌丘兴、黄权等碑却依然得建[68]，可见这种禁止，只是将立碑变成特供而已。可以说，国家介入石刻生产，直到将碑拉入等级化丧葬制度，这一过程正是从禁碑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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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东汉人在墓所设祠堂墓祭，可参杨宽《关于古代陵寝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第四部分“‘古不墓祭’问题的讨论”，收氏著，《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2-106页。
[2]诸碑见邓安生笺注，《蔡邕集编年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3]见蔡邕《坟前石碑》，《蔡邕集编年校注》，第92页。
[4]见蔡邕《鼎铭》，《蔡邕集编年校注》，第87-88页。承程少轩教授提示，迄今为止出土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是《毛公鼎》，计合文共500字，但像《毛公鼎》这样铭文体量的器物是非常少见的。
[5]《文心雕龙·铭箴》，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194页。
[6]《文心雕龙注》，第194页。
[7]见[清]卢文弨《钟山札记》卷一“蔡中郎集”条，中华书局，2010年，第31页。
[8]《蔡邕集编年校注》，第315页。
[9]《蔡邕集编年校注》，第326-331页。
[10]《钟山札记》，第31页。
[11]《蔡邕集编年校注》，第330页。
[12]蔡邕《太尉桥公碑》，《蔡邕集编年校注》第365页。按，此事《后汉书·桥玄传》未载。
[13]蔡邕《黄钺铭》，《蔡邕集编年校注》第331页；《后汉书》卷五一《桥玄传》，第1695页。
[14]《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七年春正月，公军谯……遂至浚仪，治睢阳渠，遣使以太牢祀桥玄。”第22页。《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六年）十二月，行自谯过梁，遣使以太牢祀故汉太尉桥玄。”第85页。
[15]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二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013-2016页。
[16]程章灿师，《礼物：汉代石刻与社会网络》，《中国学术》第37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49页。
[17]按《蔡邕集编年校注》将“三孤”解释成“周代少师、少傅、少保”，不确。后汉有少傅而无少师、少保，三孤应该就是指桥玄三子。桥玄有子羽，见《后汉书》本传；又有子载，见《水经注·汳水》。《故太尉桥公庙碑》提到桥玄“虽众子群孙，并在仕次，曾无顺媚一言之求。”既称众子，则不止羽、载，桥玄有三个儿子是可能的。
[18]见《钟山札记》，第31页。
[19]卢文弨即做此解读，见《钟山札记》，第31页。《蔡邕集编年校注》同。
[20]《水经注·河水》，见《水经注疏》卷三，第236页；《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赞》，第823页；王僧孺《豫州墓志》，见《宋本艺文类聚》卷五〇，第1367页。
[21]《隶续》卷五，第327页。
[22]《集古录跋尾》卷二《后汉碑阴题名一》、卷三《后汉杨君碑阴题名二》，《欧阳修全集》，第2100、2127-2128页。
[23]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卷一，中华书局，2019年，第10页。
[24]反之如《祀三公山碑》因“其文正面未竟，转至背面，无碑阳碑阴之异”，就无妨两面有额。参叶昌炽《语石》卷三，第161页。
[25]《后汉书》卷五一《桥玄传》，第1696页。
[26]《蔡邕集编年校注》，第365页。
[27]《蔡邕集编年校注》，第317页。
[28]《后汉书》卷六〇《蔡邕传下》，第1999页。
[29]《隶释》卷二六引《天下碑录》，第285页。
[30]《礼物：汉代石刻与社会网络》，第146-162页。
[31]蔡邕《胡公碑》《文烈侯杨公碑》，《蔡邕集编年校注》，第160、361页。
[32]《水经注·汳水》，《水经注疏》卷二三，第1970-1971页。
[33]《水经注·阴沟水》，《水经注疏》卷二三，第1937页。
[34]《集古录跋尾》卷三《后汉杨公碑阴题名》，《全集》第2129页。
[35]郭麐《金石例补》卷一，《金石全例》第一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597页。碑刻不书祖先名讳，刘宝楠《汉石例》总结出多例，见《汉石例》卷二，《金石全例》第二册，第1-21页。
[36]《蔡邕集编年校注》，第23页。
[37]《宋本艺文类聚》卷四五，第1248页。
[38]《柳宗元集》卷九，第211页。
[39]《颜含碑》文云“阐托姻颜氏，颇识旧闻，与君二子髦、约采集言行而着此传。”又云“晋江夏李阐字弘模传，曾孙宋金紫光禄大夫赠特进延之字延年铭，大历七年嵗次壬子夏四月甲寅，十四代孙唐金紫光禄大夫前行抚州刺史上柱国鲁郡开国公真卿书，重建于旧龟跌上。”又按髦、约皆颜延之（384-456）子，李阐当是延之婿，东晋末人。见《景定建康志》卷四三，嘉庆七年刊本。
[40]参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7、230页。地方官员上冢的风俗可能到魏晋还有余响，如西晋南阳相夏侯湛行县，“每县咨其故老，访其先贤，有兆者表其墓，经坟者揖其魂。”只不过由于禁碑，长吏能访见的碑刻恐怕仍多是汉碑，而且他们也很难再立新碑。夏侯湛为张衡新作的碑铭，就只能刻在汉张平子碑的碑侧。见《隶释》卷一九夏侯湛《张平子碑》，第194页。
[41]《蔡邕集编年校注》，第370、376、389页。
[42]《后汉书》卷四四《胡广传》，第1511页。
[43]《后汉书》卷二《明帝纪》章怀注引《帝王纪》：“原陵方三百二十步，高六丈，在临平亭东南，去洛阳十五里。”第95页。
[44]《水经注疏》卷三二，第2706页。
[45]《蔡邕集编年校注》，第154页。
[46]《蔡邕集编年校注》，第154页。华容碑的这部分内容，许诩碑只简单表述成“天子悼痛赠策，遂赐诔，谥曰文恭，如前傅之仪而有加焉，礼也。”而掾属碑未及一字。
[47]《水经注·淯水》，《水经注疏》卷三一，第2601页。
[48]《太平御览》卷四七引孔晔《会稽记》：“诸曁县北界有罗山，越时西施、郑旦所居。所在有方石，是西施晒纱处，今名纻罗山。王羲之墓在山足，有石碑，孙兴公为文，王子敬所书也。”中华书局，1960年，第227页。又《世说新语·赏誉》：“庾公云：“逸少国举。”故庾倪为碑文云：‘拔萃国举。’”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第548页。
[49]《南史》卷五二《安成康王秀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290页。
[50]除了萧秀外，萧憺也有四碑，但作者情况不明。许志强《南朝陵墓研究》：“以往认为萧憺墓前保存石兽一对、石碑一对，近年文物部门在石碑以北新发现一处石龟趺，位于神道东侧，石龟形制符合南朝龟趺特征，所处位置和摆放方式与现有神道石刻相吻合。考虑到南朝陵墓神道石刻的对称性，则萧憺墓前原来也应有四碑。”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94页注1。
[51]《水经注·睢水》，《水经注疏》卷二四，第2011页。
[52]此碑录文见《古文苑》卷一九，《四部丛刊》本。
[53]《集古录跋尾》卷一《后汉张平子墓铭》，《全集》第2090页。《隶释》卷一九，第194页。
[54]《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一《山南道二•邓州》：“向城县，本汉西鄂县地，春秋时向邑。江夏有鄂，故此加‘西’。后魏孝文帝于古向城置向城县，属淯阳郡。”中华书局，1983年6月，第534页。
[56]见《隶释》卷一九，第194页。
[57]两文并见《宋本艺文类聚》卷三七，第1016-1017页。
[58]《文心雕龙·诔碑》：“及孙绰为文，志在于碑，温王郗庾，辞多枝杂，桓彝一篇，最为辨裁矣。”《文心雕龙注》第214页。又《晋书》卷五六《孙绰传》：“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中华书局，1974年，第1547页。
[59]华国荣、张九文，《南京北郊东晋温峤墓》，《文物》2002年第7期。
[60]《宋本艺文类聚》卷三七萧纲《华阳陶先生墓志》，第1019页。
[61]《景定建康志》卷三三：“永阳昭王碑，徐勉撰。”《六朝事迹编类》卷一四：“梁永阳昭王墓志铭，徐勉造，在清风乡居民井侧，今在上元县。”中华书局，2012年，第183页。按《萧敷墓志》宋拓孤本今藏上海博物馆。
[62]《南史》卷三三《裴子野传》，第867页。
[63]《文馆词林》卷四五七，《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中华书局，2001年，第184页。
[64]南京博物院《南京尧化门南朝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2期。
[65]《宋书·礼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407页。
[66]《水经注·谷水》，《水经注疏》卷一六，第1391页。
[67]濱田瑞美「曹操による建安十年立碑の禁令の実相について」已指出，曹操禁碑令的背景是冀州平定，故禁碑并非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是为了防止袁氏门生借助碑石为他们自己和死去的袁氏故旧获取声望。收吉村怜博士古稀記念会編『東洋美術史論叢』，雄山閣出版，1999年，第93-112页。
[68]《水经注·谷水》：“谷水又东，迳魏将作大匠毌丘兴墓南，二碑存焉。”《水经注疏》卷一六，第1369页。黄权碑已见前。
本文原载《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四辑下）》，2021年，p139-151。推文中红色“图1”“图2”等图，皆为原文所有，图题亦依原文。其他图片来自网络，引用请据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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